导读：在高工资的芬兰，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数据标注这种体力活，AI行业一家公司另辟蹊径，选择囚犯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无菌白色房间的一张干净的桌子前，我认识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她的下巴方方正正，金色的头发用淡蓝色的发圈扎在脸上。她说：“女孩们叫我果酱”。一个星期三的早上，果酱在芬兰的一座监狱里，演示了一种新型的监狱劳动方式。

桌子上只有一个小塑料瓶装着水和一台HP笔记本电脑。在为期三小时的轮班工作中，她每小时获得1.54欧元（1.67美元）的报酬，笔记本电脑被编程成向果酱展示有关房地产的短文段，然后问她刚刚阅读的是非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前一段是在讨论房地产决策，而不是应用程序吗？”

果酱耸耸肩，说：“有点无聊。”她也不完全确定这个练习的目的是什么。她自己猜想，也许她正在帮助创建客户服务聊天机器人。

实际上，她正在训练Metroc拥有的大型语言模型，这是一家芬兰初创公司，他们是产品是一个房地产相关的搜索引擎，能够帮助建筑公司找到新批准的建筑项目。为此，Metroc需要数据标记员来帮助其模型理解有关即将开始的建筑项目的线索，这些线索来自新闻文章和市政文件。例如，人工智能必须能够区分已经委托建筑师或安装窗户工的医院项目，以及可能仍在招聘的项目。

在世界各地，数百万“数据标注师”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教机器区分行人和棕榈树，或者哪些词语描述了暴力或性虐待。通常，这些工作者驻扎在全球南方，工资较低。例如，OpenAI使用一家外包公司，该公司在肯尼亚、乌干达和印度雇佣了数据标注师。这种安排适用于使用全球最广泛使用的语言英语的美国公司。但在全球南方，说芬兰语的人并不多。

这就是为什么Metroc会求助于监狱劳工的原因。

公司以低廉的价格雇佣了懂芬兰语的工人，而监狱系统可以为囚犯提供就业机会。监狱希望通过这种机会，可以让囚犯在释放后可以适应外面的相关工作。在芬兰，这个项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果酱已经在这里的Hämeenlinna监狱里住了四个月。这座建筑很现代，有大窗户。色彩斑斓的艺术品试图在其他空无一人的走廊上营造出一种愉快的氛围。如果不是每个入口和出口都有厚重的灰色安全门，这些房间很容易成为一个特别没有灵魂的学校或大学建筑物。

芬兰可能以其开放式监狱而闻名——囚犯可以在附近的城镇工作或学习——但这并不是其中之一。相反，Hämeenlinna是芬兰唯一收容女性囚犯的最高安全机构。果酱被判处六年徒刑。根据监狱设定的隐私规定，WIRED无法发布果酱的真实姓名、确切年龄或其他可能用于识别她的信息。但在一个囚犯被判终身监禁后可以申请在12年后释放的国家，六年是一项重刑。与其他100名在这里生活的囚犯一样，她也不能离开。

果酱第一次来这里时，她看到其他女性每天早上起床都去工作：她们可以自愿打扫、洗衣服，或缝制自己的衣物。她们是六小时的轮班工作，可以将获得大约6欧元（6.50美元）。但果酱并不愿意参加，因为她觉得：“这太累了。”所以，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牢房里。后来，一位监狱顾问建议她尝试“人工智能工作”时，这个只有三小时就一轮班的工作对她产生了吸引力，而且赚点钱总比无所事事强。“即使不多，也比呆在牢房里好，”她说。到目前为止，她只做了三次轮班，但她已经感到了一种成就感。

在监狱中，有三台笔记本电脑供囚犯参加这项人工智能工作，囚犯可以自愿通过数据劳动来挣钱。没有指标。囚犯按小时支付，而不是按工作速度或质量支付报酬。Hämeenlinna监狱中大约有20名囚犯尝试了这项工作。”当我在一个星期三的早上到达监狱时，缝纫室已经很忙了。囚犯们正弯腰在缝纫机上工作，或者在一堆织物上工作。但进行AI工作的小房间在果酱到达之前完全空无一人，狱警解释说。

需要数据问题是在监狱以南100公里的一间时髦的赫尔辛基联合办公空间的办公室提供的。在这里，我见到了Metroc的高大帅气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Jussi Virnala。他领我来到一个闷热的电话亭。他解释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一周。公司刚刚宣布了一轮200万欧元（210万美元）的融资，他计划用来扩展业务到北欧地区。他说，投资者对公司与芬兰监狱的联系感到好奇。Virnala说：“每个人都对这种创新的方式感到感兴趣和兴奋。”“我认为从产品角度来看，这非常有价值。”

将监狱用于劳动力的想法是Virnala的主意。公司需要母语为芬兰语的工人，以帮助改进其大型语言模型对建筑特定语言的理解。但在像芬兰这样的高工资经济体中，找到这些数据标注师是困难的。芬兰慷慨的福利制度让失业者很少有动力做这样的工作。

当Virnala向芬兰监狱和缓刑机构的智能监狱项目主管Pia Puolakka提出他的建议时，她立刻表示兴趣，她说。在疫情之前，另一家名为Vainu的芬兰科技公司也曾经使用囚犯进行数据劳动，不过后来合作中发生了一下不可调和的矛盾，后面就终止了。

到2022年，当Virnala提出他的建议时，监狱主管Puolakka已经迫不及待的重新开展AI工作了。她希望芬兰监狱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紧密，以让囚犯适应日益数字化的外部世界。到目前为止，她一直在囚犯的单独牢房里安装笔记本电脑，让囚犯可以浏览有限的网站列表并可以申请视频通话。她认为，数据劳动只是这项任务的另一部分。

这个项目的目的不是取代传统的监狱劳动，比如制作路标或园艺。而是要给囚犯更多的选择。数据标记只能在三小时的轮班中完成。她说：“每天只做这种工作可能会很累”，并补充说，如果囚犯在进行数据标记的同时做其他类型的监狱劳动，那将是很好的。她说：“这种工作是未来，如果我们想要为囚犯在监狱外的生活做准备，为了过上没有犯罪的生活，这些技能可能至少与监狱提供的传统工种一样重要。”

但数据标记能够为囚犯提供多少可转移到监狱外工作的技能尚不清楚。Tuomas Rasila是Vainu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曾在那里管理了该监狱项目一年，他承认没有相关证据；他说，该项目运行时间不足以收集这些证据。他说：“我认为，要求那些可能感到社会之外的人来培训现代社会最高技术的方面是一种赋权的想法。”

然而，有其他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高级研究员、专注于人工智能的Amos Toh说：“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更方便、更高效的全自动社会，这种说法往往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系统的动力来源于活生生的人类，人没了，还“自动化”干什么？

Toh说："这种态势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有代表性现象的一个缩影，那就是技术进步的背后，实际是那些外包给有潜在剥削性的工人来完成的。

Toh还怀疑数据劳动是否能帮助囚犯建立数字技能。“监狱里的人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提高自己，比如获得证书和参加高级教育，”他说。“但我对在一家公司每小时工作一欧元的数据标记是否会带来有意义的进展感到怀疑。” Hämeenlinna监狱确实为囚犯提供了人工智能在线课程，但果酱对工作人员试图解释其益处时表情茫然。

文章转载自w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