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69岁的科斯拉是硅谷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腾讯科技讯 9月24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硅谷风险投资家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被誉为“技术投资之王”,同时也是OpenAI的首位投资者。他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近日,科斯拉接受《时代》杂志专访,讨论了投资人工智能和OpenAI、人工智能风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监管问题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等话题。
2011年,科斯拉在滑雪时受伤,导致膝盖前交叉韧带损伤。医生们对他的治疗意见相左,这让他对当前的医疗体系感到失望。在一篇引发广泛讨论的文章中,他提出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比医生做得更好。从那以后,科斯拉的公司投资了多家机器人和医疗技术公司,包括放射技术公司Rad AI。
十年后,这位自称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投资大亨依然坚定自己的观点。他在8月份的采访中表示:“人工智能模型中几乎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是免费的,未来我们将拥有大量这样的技术来造福人类!”
现年69岁的科斯拉是硅谷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他与人共同创立了颇具影响力的计算公司Sun Microsystems,并于2010年将其卖给甲骨文。随后,他的风投公司科斯拉风投(Khosla Ventures)在全球范围内大举投资绿色科技、医疗保健和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其中包括2019年对OpenAI的5000万美元早期投资。
去年,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被短暂解雇时,科斯拉公开表达了希望奥特曼重回CEO位置的立场。他表示:“坦白地说,我明确指出,我们需要摆脱那些EA (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狂热分子,他们简直是宗教偏执者。”他所指的是参与驱逐奥特曼行动的公司董事会成员。
科斯拉还反驳了OpenAI董事会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担忧:“人工智能确实带来了风险,我们必须加以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这些强大技术所带来的好处。”
科斯拉被《时代》杂志评选为2024年人工智能领域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他坚信人工智能能够取代教师和医生等职业,帮助人类实现更大的自由。他表示:“借助人工智能,我们将拥有足够的资源来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以下为专访全文:
问:科斯拉风投始终走在人工智能和科技投资的前沿,你如何决定把赌注押在什么领域?你的创新方法是什么?
科斯拉:我第一次公开提到人工智能是在2000年,那时我就说人工智能将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十年后,我写了《我们需要医生吗?》的文章,探讨了通过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各种专业知识。2014年,我们在人工智能图像领域进行了首次有关深度学习的投资,随后又投向了人工智能放射学。
2018年底,我们决定投资OpenAI。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重大押注,尽管通常我不会如此冒险,但我们希望支持高风险的技术突破和科学实验。我们关注那些大胆、早期且有影响力的技术,而OpenAI当时的勇气让人印象深刻,那时几乎还没人谈论投资人工智能。
问:你是OpenAI的早期投资者之一。在去年让奥特曼重新担任首席执行官的过程中,你发挥了什么作用?
科斯拉:我不想谈论过多细节,因为我并不是关键人物,但我确实大力支持奥特曼。在那个感恩节周末,我写了一篇公开博客文章,直言我们需要摆脱那些“EA狂热分子”,他们实际上是宗教偏执者。人工智能确实带来了风险,我们必须加以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这些强大技术所带来的好处。
问:你认为人工智能现在和10年后会带来什么风险?你打算如何管理这些风险?
科斯拉:Anthropic的一篇论文研究了模型的可解释性,这确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尽管我们距离实现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正在取得进展。有些研究人员全职致力于如何描述这些模型,让它们按照我们的意愿运作。这非常复杂,但如果我们专注于安全,就能开发出更好的技术。未来十年,我相信可解释性会有显著提升。
然而,在模型完全成熟之前就要求它们具备可解释性,未免太过苛刻。例如,科斯拉风投并不认为只有大语言模型才能适用于人工智能,或者不需要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模型。我们正在投资一家名为Symbolica AI的英国初创公司,他们采用不同的人工智能方法。这些模型在可解释性方面是有优势的,理论上也会更高效。虽然我们现在面临着有效性的问题,但我宁愿尝试失败,也不愿放弃尝试。勇于尝试是我奉行的哲学。
问:你认为可解释性有助于降低风险,这给技术制造者(如奥特曼)带来了什么责任,以确保他们关注这项研究,并将这种想法融入到技术本身?
科斯拉:我相信任何主要的模型制造商都不会忽视可解释性的重要性。虽然他们不愿意分享所有的专有技术,毕竟每家公司都有不同的方法,但我相信他们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坦率地说,尤其是在涉及到机器人等技术时,安全性变得更加重要。
问:你谈到了一个劳动自由、人类不再受奴役的未来。这对劳动力市场将带来什么改变?我们如何重新构想未来的工作?
科斯拉:确实,我们很难精确预测每一个变化,但我对未来仍持乐观态度。在未来十年,几乎每个专业人士都将拥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助手。我们在自动驾驶汽车上看到了这一点。想象一下,每个软件程序员、医生、结构工程师都可以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助手,这样的合作将极大提高专业知识的利用效率。事实上,这种趋势可能会带来通货紧缩,因为专业服务变得更便宜、数量增多。一名教师可以依靠五个人工智能助手的支持,完成五个人的工作。
问:这听起来很有趣,你提到了与人工智能共存的想法,认为它们能帮助补充或优化工作,但你认为这最终会取代这些工作吗?
科斯拉:这将取决于社会的选择,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与人类共存的背景下。尽管预测细节尚早,但人工智能的普及无疑将深刻影响未来。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人工智能将与人类密切合作。以医疗体系为例,美国的医生就诊频率与澳大利亚的显著差异,这可能预示着医疗体系的转变,而非单纯增加医生数量。所有这些变化都很难预料,但下一个十年将是什么样子已经非常明确。我们已经在自动驾驶汽车中看到了这种模式,并可以将其应用到其他领域。然后你就可以放手让它们做越来越多的事情,让社会来选择。
我确实认为,从长远来看,30年、40年、50年后,工作的必要性可能大幅减弱。当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工作性质并不理想,而人工智能的进步将使我们拥有更多资源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未来可能有更多孩子能够追随梦想,如成为像西蒙娜·拜尔斯(Simone Biles)那样的体操冠军或篮球明星。我相信,关于哪些活动是被鼓励或限制的,最终的决定权将更多地掌握在社会手中,而非单纯由技术驱动。
问:你曾公开反对莉娜·汗(Lina Khan)领导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方式。在大规模投资于激进、未经测试的新技术与确保它们安全使用之间,监管机构能发挥什么作用?
科斯拉:我认为监管确实应该发挥作用,但关键在于如何以及何时发挥作用。这需要微妙的平衡。我们不能放慢技术的发展步伐,尤其是在全球竞争中。欧洲在许多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确实限制了自己的技术进步。但拜登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相对平衡,许多人参与了这个过程,这样的平衡是必要的。
问:你能进一步阐述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主导地位吗?像日本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能够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的领导者吗?
科斯拉:在西方,显然会有几个主导公司,比如谷歌、OpenAI、Meta和Anthropic等。但西方不会有太多玩家,几个主要玩家将主导市场,就像目前看来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要依赖美国的模型。比如,日本希望在国防上有自己的独立模型。印度也是如此。因此,国家模型的出现是必然的。欧盟的Mistral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我们早期就投资了这一理念,人口众多的地区会希望拥有自己的主权模型。
问:在考虑这些国家模型时,你如何确保在全球范围内更公平地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
科斯拉:我们确实需要关注公平分配,但我对此相对乐观,认为这种分配会自然发生。以印度的Aadhaar支付系统为例,它几乎消除了Visa和万事达在交易中收取的费用。如果类似的系统能成为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基础,那么初级医疗和人工智能导师等服务就应当被包括在内。这不会花费太多,很多服务最终会成为免费的政府服务,且更易于获取。我们在其他技术的演变中也看到了类似的趋势,比如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中。1996年,智能手机还很昂贵,现在智能手机在西方已经无处不在,在发展中国家也在慢慢普及。
文章来源“腾讯科技”,作者“金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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